《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张清华主编，现代出版社2009年1月版，33.00元
一
1978年或许是当代诗歌历史变化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因为这一年中，以一份油印诗刊《今天》的问世为标志，以“潜流”形式存在于地下十数
从1917年或者1918年前后至今，新诗刚好经历了九十年。由于社会历史和诗歌自身的变化，这九十年显现为“三个三十年”：从1918年到1949年，虽历经动荡和战乱，新诗却沿着自己的道路和意志由雏形到初步成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经典的作品，在形式上也达到了相当完备和丰富的程度；从1949年到1978年，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新诗出现了形式上的封闭和技艺上的褊狭与倒退，除一部分坚持现代性倾向的诗人转入了地下和“潜流”写作之外，主流诗人的写作大都被拘囿于概念化和口号化的藩篱中；1978年至今，诗歌观念经过持续的调整与对峙，逐步重回到现代性的轨道，出现了空前的丰富与变异，呈现出形式与路向的开放与多元。
谁是“新诗潮”出现的标志？是1978年前后开始浮出水面的“朦胧诗”吗？朦胧诗只是新诗潮巨大的潜流存在的“冰山一角”。它的源头要早于1978年十多年。具有独立思想、叛逆气质和陌生化艺术追求的诗歌早在1960年代就出现了。1968年食指写出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这还不说北京等城市中大量处在地下状态的诗歌写作者。
1978年中国政治的变革，同当时的思想界包括文学与诗歌界活跃的状况之间，既是密切关联的，也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在1980年代有关诗歌的讨论中，人们将“朦胧诗”的诞生当做新诗潮发端的标志是有依据的。尽管这个认识存在着“历史短视”，但从广为传播、影响和推动人们的观念解放、社会进步这一点上，1978年对于当代诗歌确有不可替代和抹煞的意义。
二
我将近三十年的诗歌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1978年到1985年，叫“新诗潮的变革期”，当代诗歌历经了新旧观念的紧张对峙，逐步确立了由“朦胧诗”所代表的新型诗歌观念；1986年到1989年，叫内部的分化期，或者“第三代诗歌运动时期”，这期间新诗潮的内部不再保持统一，其后继者在享用了朦胧诗人的斗争成果的同时，诗歌观念上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出现了对不同价值向度的多元认同；1990年到1999年，所谓“1990年代诗歌”时期，外部压力使1990年代诗歌在价值向度与美学观念上，出现了重新整合和“向内转”的迹象，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个体写作”时代，文本与技艺方面的探求上升为首要诉求，这使1990年代成为了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的蕴积期和带有某种“意外”的收获期。上述局面持续到19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上的转轨，写作环境再度发生根本改变，诗歌内部又一次发生了分化。以1999年的“盘峰诗会”为标志，当代诗歌进入了第四个时期，一个多元共生期。
“朦胧诗”从一开始就处在“风口浪尖”。到了1985年，由朦胧诗所承载的新的诗歌观念，悄然成为了事实上的胜利者。然而，作为胜利者的朦胧诗，所拥有的光环也同时消失了，朦胧诗人原来几乎作为“文化英雄”的公共形象与自我期许也陡然落空了。1987年后北岛、顾城、江河、杨炼陆续去国，就与诗歌界整体的观念变化也有关。1986年发生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将以60年代出生者为主体的更年轻一代的诗人推上了历史舞台，随之“逃逸性”的文化态度开始代替北岛式的“对峙性”的文化姿态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与现实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什么紧张关系，倒是对他们的上一代抱有强烈的叛逆情绪。至此，朦胧诗似乎已经完结了其历史使命。留居国内的舒婷渐渐终止了诗歌写作。
朦胧诗兴与衰的历程，值得我们思考。对照北岛和食指――两位当代诗歌的先驱，问题变得比较明显：生于1948年的食指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写作，在1968年已经通过传抄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他虽然只比北岛年长一岁，但在当代诗歌历史中，却几乎要比北岛早出“半个代际”；他的作品当初曾经多次在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上发表，但在1980年代初期――朦胧诗人的成名时期，却几乎无人关注。与此对照，在创作上明显晚于食指许多年的北岛，在1980年代初期却一举成名，成为当代诗歌变革的象征性人物；但到了1990年代，人们却重新“发现”了食指，发现了他的诗歌文本的价值――他的那些包含了个人悲剧生命人格实践的作品，焕发出了更为久远的生命含义与抒情魅力。今天，人们也许发现，置身中国的土地、历史与现实中的食指，无论是从人格力量还是文本价值上，都比北岛更有生命力。这表明，以生命实践参与并见证诗歌写作的意义，要比在单一的社会意义上建立写作的意义更有价值。
1986年由徐敬亚等人策划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其文化含义，可谓含混和多义，很难予以清楚地解释。其中当然有作为个体觉醒的先锋精神，它们非常敏感地预示了中国从意识形态的一元性社会结构，到结合了市场性因素与大众文化参与的二元性社会结构的转换。
1990年代诗歌的发育与“第三代”的崛起有关。1980年代对主流文化地位的迷恋，对于“参与”社会发展或变革的强烈冲动，在1990年代变成了对边缘化处境的悲凉体认、对公共价值的深度怀疑和对自我价值的深入理解。这是当代诗歌乃至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变化。1990年代的中国诗人体味到西方式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承担起当代性的思考、批判和建构的工作。
1999年的“盘峰诗会”上，京城和外省的诗人关于诗人的角色、与现实文化中心权力的关系（包括与西方文化权力与诗歌观念之间的关系）、语言与修辞的向度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论争。现在看来，导演这场纷争的，除了一些具体利益因素之外，宏观上其实是根源于“全球化”这根魔棒的作用。“盘峰诗会”留给了诗歌界相当多的遗产：引发了关于当代诗歌在文化价值与审美趣味方面的大讨论；深化了诗人个体对自我文化立场与角色认同的自觉；引发了新一轮的诗歌写作与出版热；推动了新世纪诗歌多元化局面的形成。
随着这场分歧的出现，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审美取向与文化观念的“70后”、“80后”诗人迅速登上了历史舞台，从1960年代诗人中又分化出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特别是，随着网络新媒体的迅速扩张，诗歌借助网络环境带来的新的伦理与美学情境、借助世纪末与世纪初的“狂欢”氛围，迅速形成了一个纷繁多样、旗帜林立、中心消解、众声喧闹的局面。一个现实与虚拟双重意义上的“新江湖世界”，重新成为如今诗歌写作的广阔背景和舞台。这样一个变化，如果就其历史的意义来看，不亚于1990年前新诗从旧诗中脱胎的骤变，因为网络传播环境彻底改变了诗歌写作的主客体情境，改变了传播方式，修改了诗人的主体身份与自我想象，改变了写作的伦理与修辞方式，所以原有的许多价值规则都要面临失效和调整。但这种变化绝不是“进化论式”的逻辑，从精神的意义上诗歌所面临的考验和机遇一样多，而从文本的意义上，这场变化的正面意义还远未得到充分证实。
三
三十年我们收获了什么？
我们找回并且确认了“诗歌的精神”――我以为这就是近三十年诗歌最大的收获。什么是诗歌的精神？最重要的应该是自由的、独立的、人文的和艺术的精神，是诗人以自主的意志对历史、社会、时代和现实、还有一切精神领域的直接面对。诗人靠自己的努力拓展了诗歌的疆界，将精神的触须伸张到了一切应该抵达的领域；诗歌也回应了它的时代，勾勒出了一部当代中国的精神历史。像1980年代中翟永明、伊蕾等女性诗人那些传达了深沉而哀痛的意识觉醒的女性诗歌；像海子那些近乎天籁的“心灵夜曲”与伟大孤独中的旷世抒情；像1990年代那些于黯淡的精神氛围中默默持守着思想家园的诗人的作品；像郑小琼式的，那些底层劳动者的生存苦难的悲凉吟咏……既见证了时代的风云激荡，也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精神肖像。
再一点是诗歌“经验的宽度”，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诗歌是否成熟和繁盛的标志。什么是经验的宽度？它是指一个时代诗人感知世界的精神界面，把握物化世界与主体世界方式的丰富程度，这必须是足够宽阔、足够多元的一个界面，它应该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换句话说，诗歌应该变形为一切，一切皆有诗歌的可能。有人叹息如今的诗歌已经“失去了标准”，但不要忘了，它的另一面就是多元的尺度和无限的可能空间。
经验的宽度表现为主体立场的“智性化”和“中性化”，这是当代诗歌“精神成年”的标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式的那种“童年化”的诗歌书写当然很美，但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物的时候，则不免令人有单薄感。但那时它几乎是作为全社会、作为整个当代诗歌的最高范式，因此它表明的，便是整个诗歌趣味与读者趣味的“纯稚”和“未成年”状态。而今，我们的诗歌可以说既覆盖了具有时代“共名”（陈思和语）意义的公共经验、具有普世性的文化经验的领域，也能够深入到个体世界的具体处境、日常生活的细微经验、以及“并无意义”的本能世界之中，书写出人性的“最广谱的图景”。 同时，经验的宽度还特别表现在能够容忍向下的、或者带有“破坏性”的写作。第三是“复杂完备的技艺”。从现代诗所应具备的要素看，如今的诗歌写作可以说是极其多样和完备的，在意义建立、意象、修辞、细节、结构、节奏、色彩、悖谬关系、戏剧元素、跳转或连绵、暗喻或反讽……如今的诗人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
四
当时常听到有人对诗歌表示失望或者悲观的言谈时，我不免要思考其中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的诗歌取得了如此多“进步”，却反而愈来愈受到质疑甚至贬损？要么是他们的“趣味陈旧”，不能跟上诗歌的变化节奏，要么是好的诗歌作品未能进入到他们的阅读视野。从根本上说，我们不能“要求”读者跟上诗歌“进步”的节奏――除非你用作品来吸引人，谁也没有权力规定读者的趣味。从后者看，也许是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经典化的程度”不够，这其中有两个原因，要么是作品本身通向经典的条件不具备，要么是专业介绍、批评家的工作做得不够。但这些都微乎其微。因为对于爱诗的人来说，并不存在“拒绝阅读”的问题。但他们为什么对诗歌表示了不满？
真正的原因，在我看来是“诗人出了问题”，尽管技艺与文本成长日益复杂了，但诗人的人格精神、人格力量却日渐萎缩了。这是使得诗歌在读者心目中、在社会公共形象中不升反降的根本缘由。在所有文类中，诗歌是最为特殊的，它要求诗人的人格力量与诗歌的文本力量必须通过相互见证而统一起来――就像屈原、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一样，他们的人生与诗歌写作是相互见证和互相完成的，他们的人生实践、人格力量本身就是一部诗的传奇，而他们的诗歌本身又记录着他们非凡或不朽的生命历程；他们是用非凡的或感人的、令人景仰的或让人悲悯的生命，谱写了不朽的诗篇；他们不但是杰出的诗人，也是人格的楷模……这样的诗歌魅力、质地与境界，必然是用人格力量建立起来的，读者自然无法拒绝。当代的诗歌之所以被各种舆论贬损质疑，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格与写作的分离，他们的职业化或专业化的写作已达到了很高的境地，但“写作者主体”并未得到有效的建立。
一个民族的成长，一个文化的确立，同它的诗歌形象的确立是一样的，伟大人格与精神形象的诞生既是结果、又是标志，还是先决前提。当代诗歌文本的成长与诗人人格的成长之间，显然是一个不对称的、甚至是互悖的关系。当然我们也曾出现了海子这样用生命担承诗歌的诗人，出现了食指这样用诗歌见证命运的诗人，但总体上他们要支撑起当代诗歌的巨大体积和气脉，还是显得过于势单力孤了；而像顾城这样的悲剧诗人，甚至损毁了朦胧诗人曾经在人们心目中树立的抗争与担承的道德形象，使诗人蒙羞为罪犯的同义语。1990年代的新一代诗人似乎曾经有过不错的机遇，但环境压力的迅速瓦解，也瓦解了他们本来就并不强健的人格形象。我们最终并没有诞生出俄罗斯和苏联时代那样的文本杰出、又无愧民族精神化身的诗人。随着市场时代物化力量的介入，传统意义上的人格建立则更成为了被谐谑和嘲笑的对象。这就是1990年代而下技艺与文本变得愈来愈膨胀、而精神力量与精神形象却越来越孱弱的真正原因。这都是我们应该思考和警觉的。某种意义上，它也呈现了一个民族整体的精神与文化危机，这是在今天回顾三十年诗歌最应深思的问题。
